西蒙·拉特与上海别样的一种情怀

　　2005年的时候，我采访了西蒙·拉特爵士，至今印象非常深刻。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故事，当年卡拉扬欲退出柏林爱乐时，曾相中一位英国籍的指挥，眼看距离乐坛的“世界屋脊”仅一步之遥，但这位指挥竟婉拒了“天下第一团”，给出的理由是要对音乐的研究再作提高，令世界乐坛为之哗然。多年后，交响乐“皇冠的皇冠”再度眷顾他的指挥生涯，2002年阿巴多卸任柏林爱乐乐团艺术总监，这回早已“准备好”的西蒙·拉特信心满满地接过了这“世界第一棒”，也成为在德奥音乐界让人眼前一亮的英国籍指挥。

　　诸多荣誉加身，但我跟拉特接触下来，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随和的人，充满朝气，那是一种没有负担的朝气。他说话时偶尔动作幅度夸张，目光却一直炯炯有神，嘴角总是露出让人倍感亲切的笑容。

　　在采访中，西蒙不止一次兴奋地提到他对上海的特别感情。“40多年前，我的父亲经常来上海。那时他住的酒店，在一条名叫黄浦江的大河边，酒店的名称是和平饭店。”他凭着儿时的印象，清晰地勾画出对上海的记忆。他还记得父亲曾告诉过他的一句话：“千万不要小看中国人，中国人都是非常聪明的。”看得出来，当时他对能在上海演出非常期待，这座城市对于他来说，更有一些历史渊源在其中。

　　西蒙·拉特经常会在音乐会上安排乐团演奏当代作品，2005年的音乐会也不例外，两场音乐会，他安排了不同时期的作品。他在采访中跟我坦言是为了让上海听众欣赏到不同历史时期的音乐。海顿的《第86交响曲》和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《英雄》，是18世纪末、19世纪初那段时期的作品；拉威尔的《鹅妈妈组曲》，首演于20世纪初；而托马斯·阿迪斯的《避难所》，则是一首名副其实的当代作品。他对乐团的发展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，一直强调乐团要发展，就必须不断尝试新的作品。

　　不管是柏林爱乐乐团，还是这位“世界第一棒”，12年前在北京、上海的音乐会早已演变为一场文化盛事。我对柏林爱乐乐团一直有一种膜拜的情结，卡拉扬时代的柏林爱乐乐团留下了大量的音视频唱片资料，许多人跟我一样，这些是我们那一代人走进古典音乐的敲门砖。我殷切盼望着今年的音乐会，更希望在音乐会上听到他们演奏的德奥传统作品。

作者： 曹可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