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辈和后人

　　“原乡杯”作文竞赛发奖仪式，金志浩老师没出席。他和我都是评委，怎么回事？当晚打电话询问，电话是他爱人接的，回答说：“走了。”什么“走了”？原来当天凌晨，他因患肝癌不治，殁于自己家中。也算寿终正寝吧，但毕竟只有75岁，走得还是早了些！

于是联想到，我们这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被聘定的中学语文特级教师，如今又少了一个。从五六十岁到七十多岁，女的如徐振维（市教研室）、何玳丽（嘉定一中）、杨墨秋（复兴中学）；男的如陈钟樑（市教研室）、方仁工（市北中学）、杨峻岩（市东中学）、金志浩（曹杨二中）……一个个陆续离开了我们。他们的音容笑貌，仿佛又浮现在眼前，令人不禁怆然。

然而，同时却存在着另一个现象：语文特级教师中最年长的几位却都还健在。交大附中的沈老（蘅仲），早已过了九旬，正在向百岁老人进军；复旦附中的卢元，也已过了九十，还在整理出书；嘉定二中的钱梦龙，该过了“米寿”（88岁），仍精神矍铄，常参加研讨活动；最了不起的是于漪老师，她也要八十四五岁了，而且动过几次大手术，但她作起报告来，仍激情满怀，侃侃而谈，一两个小时不在话下，给了人们很大的鼓舞。这些德高望重的前辈能如此健康长寿，真是我们的福分。

那么，为什么这几位前辈能如此健在，而那一些离我们而去的同伴们却会陆续早逝呢？将二者比较一下，能否对我们甚至对如今的中青年同行们，会有些什么样的启示呢？

我觉得，不妨从两个角度试着作一些思考。

一是两代人所处环境和各人经历不尽相同。我们这代人年轻时生活环境和政治环境较差，身体健康的底子打得不够结实，而承受的各种压力却不少。待到长大成人后，所担负的责任更重，大多都要“双肩挑”，又要抓业务，又要管行政，所付出的心力常常超过负荷。而“文革”结束进入改革开放之后，积极性更被大大调动起来，校内、校外，市内、市外，活动空间大大扩展，探索领域也千变万化，往往对健康注意不够，身体在不知不觉中就透支了。而几位长辈虽大我们不多，却错开了社会发展阶段，底子打得比我们好，经验也比我们丰富，待人处事都比我们适应性强，虽谈不上游刃有余，也要比我们灵活得多了。

再是两代人有些理念、认识与习惯有所差异。我们相对年轻，处在“左”的思潮泛滥，遇事比较激进的时代，往往不甘也不敢“落后”，蛮干、硬拼、不讲科学，少实事求是，常常难以避免。这当中虽然也不乏可贵的进取精神，但事倍功半，付出的代价却是比较沉重的，包括健康的受损。而几位前辈，相对比较淡定、从容，进退适度，常常会更有效果和效率，这也是我们所不及的。

如今进入了新时代，中青年同行们跟我们两代人都不同了。时代的改变、科技的进步，使他们有更实惠的目标和更现实的追求，讲科学、讲效率比我们明显进步，这都值得肯定。但前人的奋斗和实干精神仍不应丢掉，应加以传承和改进，融合在新的时代精神里，一定会使一代代人更好地成长，他们的寿命也一定会比我们都更高。

先行的同伴们，请一路走好；各位前辈，请多多保重；后面一代又一代的接班人，语文教学改革的担子压在你们肩上，祝你们完成得更加出色。

作者：过传忠